刘秀在重建汉朝政权中，为了瓦解敌军、壮大自己的力量，
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、缓和阶级矛盾，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，
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。另外，
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“奴婢射伤人弃市律”，
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。
同时，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，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，即“见徒免为庶民”。
刘秀为了清查核实垦田亩数和户口、年龄，下诏度田，
刘秀还严厉打击“度田“不实的官员，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乱，
使“度田“取得了成功。与“度田“措施相一致，
光武帝执行抑强政策以限制和打击豪强势力，
其政权并非代表豪强地主利益的“豪族政权“。
“度田“事件后，与此相关的户口调查与上计制度一直得到贯彻执行，
因此，东汉时期的户口统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。
东汉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。但豪强势力的发展，
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，既威胁皇权，也影响百姓生活，
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，
平均赋税徭役负担，刘秀于建武十五年（39年）下诏令各郡县丈量土地，
核实户口，作为纠正垦田、人口和赋税的根据，
又命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。诏下之后，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。
刘秀下令将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汲及其他诸郡太守十余人处死，
表示要严厉追查下去。结果引起各地豪强大姓的反抗，
“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，处处并起，青、徐、幽、冀四州尤甚”，
予东汉以极大威胁。面对两种不同性质的反抗，
光武帝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的手段，一方面“遣使者下郡国，
听群盗自相纠拖，五人共斩一人者，除其罪”。很快，贼便解散了。
另一方面，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，
“赋田授廪”，切断他们与原所在郡的联系，给了豪强地主严重的打击。
经过度田事件后，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，
出现了“牛马放牧，邑门不闭”的大好局面。
度田也成为东汉的定制。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，
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，使得垦田、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，
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“明章之治”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建国后，刘秀在洛阳修建太学，设立五经博士，
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。还常到太学巡视和学生交谈。
在他的提倡下，许多郡县都兴办学校，民间也出现很多私学。
刘秀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，东汉建立后，即兴建太学，
设置博士，各以家法传授诸经。刘秀巡幸鲁地时，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，
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，用以表示尊孔崇儒。
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。
同时，刘秀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、名士醉心利禄，依附王莽，
乃表彰气节，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、
名士加以表彰、礼聘，表扬他们忠于汉室、不仕二姓的“高风亮节”。
刘秀重用文人贤士，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。
王莽末，典籍被焚，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，而民间藏书颇多，
他每至一地，未及下车，而先访儒雅，采求阙文，补缀遗漏。
他下旨天下，广为收集。先是四方学士，多怀挟图籍，遁逃林籔。
自此而后，鸿生矩儒，莫不抱负典策图籍，芸汇京师。
数十年间，朝廷各藏书阁，旧典新籍，叠积盈宇，汗牛充栋。
如“石室”、“兰台”、“仁寿阁”、“东观”等多处，
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。迁还洛阳时，其经牒秘书，
载乘2000余辆。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。
刘秀以图谶兴，其在用人、庙祀、封禅诸事中以谶决之。
但刘秀对谶纬的作用有着清醒的认知，用谶颇为理性，
终围绕社会现实政治的需要，有选择、有条件地利用，
其用谶的范围也往往不涉及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实务。
光武用谶的政治目的是为了通过统一图谶，
官定出一套服务于刘氏皇权的神学理论，
并严格限制图谶的“新作”、“新解”。
刘秀祭祀天地活动，既依凭“元始中故事”，又有自己的创设。
郊祀制度的构建方面，重在洛阳南郊坛形制。
说明东汉的郊祀制度既是汉代阴阳五行观念盛行的产物，
又是向传统礼经回归的结果。
东汉建立伊始，匈奴、羌、鲜卑、乌桓、
蛮（夷）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。
刘秀在“柔道”思想的指导下，针对不同的少数族，因时因地制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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