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太宗与李靖在《唐太宗李卫公问对》中多次提到诸葛亮的治军之法与八阵图，
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并且表明陈寿在《三国志》中对诸葛亮的评价是“史官鲜克知兵，
不能纪其实迹焉”。唐朝时亦将诸葛亮评选为武庙十哲之一，
与张良、韩信、白起等九位历代兵家享同等地位。
诸葛亮亦作诸多军事着述，如《南征》《北伐》《北出》等，
对中国军事界有一定的贡献。诸葛亮在技术发明上亦有灵巧的表现，
如改良连弩。诸葛亮亦推演了兵法，作八阵图，直至唐代将领李靖仍然十分推崇。
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，利用了汉中的经济条件，
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，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，
诸葛亮死后，蜀汉军撤退，魏军还在蜀营中“获其图书、粮谷甚众”。
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，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。
当地人民生活好了，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，
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，逐步到达人多、粮多的良性循环，
使百姓“安其居，乐其业”。
经诸葛亮“踵迹增筑”的“山河堰”等水利工程，
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。
据李仪祉考察而知，“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，
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，灌酒县七千余亩，共四万六千余亩。”
汉中市的六大名池，至今仍被利用。
据考古调查统计，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，
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，一直延用至今。
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，
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、库、陂池等水利设施。
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；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；
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。
上述实事说明，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，
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士劝农时，开拓农田、兴修水利、
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。
在边疆治理上，诸葛亮重新划分行政区，增加郡的数量、
大力推进郡县制，并通过将地方态度恶劣的豪强迁往成都的策略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。
同时，他还笼络当地各民族首领以及大姓氏族，
许以特权协助蜀汉政权统治蜀地南部地区。他推行少数民族与汉族官吏交流制度，
增强蜀汉政权对南部地区的管理。
除此之外，诸葛亮还在少数民族地区推广先进的汉族农业技术，
提高当地生活水平，并允许汉人前往少数民族地区生活。
另外，诸葛亮不仅尊重当地少数民族信仰，也利用当地人信奉鬼神的风俗，
宣扬封建君臣关系，强化蜀汉政权的正统性。
蜀汉西北部生活着氐、羌两个民族。由于此处是蜀汉与曹魏的边界之地，
诸葛亮希望与此处建立更有效的联系。为此，他实行以军事镇压为主、
安抚为辅的边疆治理政策。另外，他还通过重用氐、
羌民族中有较大威望的马超和姜维两位将军来加强氐、羌民族与蜀汉的关系。
诸葛亮所处的时代，正是中国书法艺术趋向成熟的时代。
诸葛亮喜爱书法，在青少年时代就进行过刻苦的训练，
能写多种字体，篆书、八分、草书都写得很出色。
南朝梁陶弘景是一位大书法家，他所着《刀剑录》记载：“蜀章武元年辛丑（221年），
采金牛山铁，铸八铁剑，各长三尺六寸，……并是孔明书作风角处所。”
虞荔《古鼎录》记载：“诸葛亮杀王双，还定军山，
铸一鼎，埋于汉川，其文曰：定军鼎。又作八阵鼎，沉永安水中，皆大篆书。”
“先主章武二年（222年），于汉川铸一鼎，名克汉鼎，置丙穴中，
八分书又铸一鼎于成都武担山，名受禅鼎；又铸一鼎于剑山口，
名剑山鼎。并小篆书，皆武侯迹。”“章武三年（223年）义作二鼎，
一与鲁王，文曰：‘富贵昌，宜侯王。’；一与梁王，
文曰：‘大吉祥，宜公王。’并古隶书，高三尺，皆武侯迹。”
北宋时周越所着《古今法书苑》也记载：“蜀先主尝作三鼎，
皆武侯篆隶八分，极其工妙。”。南朝陶弘景，
距诸葛亮仅二百余年时间，他的见闻和记述应是有事实依据的。
宋徽宗宣和内府的《宣和书谱》卷13记载：诸葛亮“善画，
亦喜作草字，虽不以书称，世得其遗迹，必珍玩之”。
又说：“今御府所藏草书一：《远涉帖》。”这说明到北宋末期（1119-1125年），
在皇宫内府还珍藏有诸葛亮的书法作品。
南宋陈思《书小史》记载：诸葛亮“善其篆隶八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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