细问之下，果然如同袁西所想，昨夜石头一个人被关在屋里，既没有食物，也没有火烤，早上也只是喝了些稀粥，袁西既生气又心疼，石头反倒安慰他：“少爷，我没事，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从练习武术后我就不怕冷，下雪天也只穿两件单衣。”
袁西气道：“家里的冬天能和这里比吗？”
石头笑了：“我真没事，不信我等会给你打套拳看看。”
政工干部和蔼地问袁西：“被俘后，有没有人打骂过你？有没有人搜身抢过你的钱财？如果有可以向我反映。”
袁西摇摇头，确实，从被俘到现在，没有一个解放军战士打骂过自己，更别说搜身抢东西了。
政工干部又道：“根据我军的俘虏政策，袁西，你被释放了，现在你就可以回家了，希望回去以后，你不要再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卖命，继续与人民为敌了。”
袁西点头称是：“长官放心，我一定谨遵教诲，再不与贵军为敌。”
政工干部“嗯”了一声，在路条上写上袁西的名字，又拿出两块大洋一起递给他。
袁西曾经听团里被俘虏过的军官说过，解放军开具的路条在解放区十分管用，凭借这张小小的路条，就可以畅通无阻地穿越解放区回到国统区，如果没有路条在解放区就会寸步难行，首先你会被战场巡查的解放军或民兵抓住，被解放军抓住最好，甄别、教育后就会被释放，被民兵抓住了也好，大不了挨上一顿胖揍，然后交给部队。侥幸躲过巡查，也未必是件好事，因为解放区到处都是警觉的老百姓，要是被他们发现，一顿毒打是避免不了的，也不排除会被某些苦大仇深的百姓施以极刑，想到这里，袁西小心翼翼地把路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。
有此亲身经历，袁西深刻地体会到由于国共两军俘虏政策的不同，由此产生的后果也全然不同。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，特别是蒋介石往往将解放军战俘视同洪水猛兽，认为他们“匪化甚深”，不可救药，早期还能简单“感化”一番放在部队当杂役使用，战场上连续吃亏（尤其是在孟良崮张灵甫因此吃了大亏）后改变了俘虏政策，要求必须将所有战俘统一送至后方收容感化，很多战俘在收容所被虐待致死却无人过问，再后来变本加厉，发展为抓住战俘一律就地处决，这样的俘虏政策必然导致恶果，解放军战士知道即使投降也难免一死故而断了念想，作战时往往和国军拼个你死我活，许多时候战至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。而共产党则把大部分战俘当做可以教育转化的对象，采取优待俘虏的政策，别说滥杀俘虏，就是打骂俘虏也绝不允许，这样做意义重大：一可显示共产党非敌即友、宽大为怀的善意；二是软化了战俘对自己敌忾同仇的心理；三是显示自己不嗜杀戮同胞，只为救国救民的用心。故而战场上国军士兵缺乏死战之决心，一旦遇到不利战局，整营整团弟兄集体投诚的事情时有发生，难以根除。从对待俘虏的态度上，国共双方政治手段上的高低立显。
石头边走边问袁西：“少爷，我们现在去哪？”
袁西答道：“还能去哪，回家。现在天色还早，我们抓紧赶路，争取晚上赶到西平县城休息。”
石头又问道：“少爷，你说我们现在离南丰有多远？”
袁西反问道：“怎么了，你担心路远回不了家？放心吧，不管路途有多遥远，只要我们一直走下去，就一定能回到家。”
石头道：“不是，和少爷在一起我啥也不担心。我就是想知道年前我们能不能赶回家。”
“想妈妈了？”袁西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，似乎能够穿透苍穹寻见慈母的面庞，过了一会他才说道：“我之前在团部看过地图，情况是这样的，西平离武汉大概有六百多里路，武汉到九江也是六百里路，九江到南丰有七百里路，这样算下来，我们现在离南丰大概有两千多里路吧。”
石头惊叹道：“两千多里？少爷，这路程可真不短。”
袁西自信满满地说道：“路程确实不短，不过昨晚我算了一下，如果每天走一百里路，二十天后我们就能回到南丰，刚好赶上过小年。只是这一路花钱的地方很多，吃饭、住店、买日用品，我想着就头疼，共军给的四块大洋应该不够，我们还得想法子赚点钱才行。”
石头心中欢喜：“可以回家过小年？太好了。少爷你放心，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，除了共军给的四块大洋，我身上还有些钱，只要省着花应该够我们到家了。再说如果路上真的没钱了，我有的是力气，还怕找不到活干赚不来钱？”
“石头这么能干，那也照顾照顾哥哥，带哥哥一起回去呗？“李友春在他们身后突然说道。
袁西转身见李友春和耿大成笑嘻嘻地看着自己，不禁疑惑地问道：”友春、有成，你们怎么还不走，难道不想早点回家见爹妈？”
“连长，就是想早点回家见爹妈，所以我们才来找你。我寻思一个人走，路上太孤单了，也没个照应。你回江西不是要经过武汉嘛，正好我也打算去武汉乘船回四川，我们刚好顺路，可以搭伙一起走。连长，不光是我，大牛他也想跟着你回家。”李友春回答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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