98年初，梓涵的爷爷已经无法继续支撑虚弱的身体，在历尽磨难之后告别人世。一位1934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字辈就这样油尽灯枯，悄然离世。
老人的追悼会显得仓促且简陋，不过这也没有什么，毕竟所有的追悼会都不是给死者看的。
他爷爷生前过于迂腐和不善于与人交流，由于一直位居高位，文革中肯定难逃被整。如果上面要搞你，你的群众基础又不好，一定会被搞的七荤八素。虽然幸免于难，没有像其他老干部那样被整死，但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。
梓涵还依稀记得，他之前在西号巷住过的那一排平房。在七十年代初，打倒他爷爷的白色大标语赫然印在灰色的墙上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历史似乎是一个循环，梓涵的东县门新房子就在西号巷斜对面。虽然当年西号巷的大坑早已消失，他那些记忆中曾经住过的平房也已经没有了踪影，但他依然觉得自己似乎冥冥之中一直就在这里打转。菊花园这个原本就熟悉的地方，现在就是自己工作单位之所在，数年的兜兜转转，在历经坎坷之后又回到了原点。
这一切似乎和他爷爷没有一点关联。
工作前，他没有为梓涵的工作说一句话，工作后，他也说不上一句话。
退休之后，由于他的为人耿直、迂腐，连石化厅的司机小李都会欺负他：需要出车的时候，不是车出了问题，就是人走不开。虽然，当天这些人不情愿地都来参加追悼会，也表现得沉痛的样子，但是仅仅也就是应付一下，足以对得起死者的家属就是。
且不说单位这些人如何势利，他爷爷的几位子女就够窝心了。
由于爷爷生前并未给子女谋得一点、半点福利，梓涵的叔叔一直都在水泥厂开车，直到后来他一家人准备回古城，也没有一套可以安生立命的房子，所以他的最大心愿就是可以分得一间、两间房子。
他的姑姑一直都在爷爷身边，虽然她后来在工厂分得一间陋室，但好歹也算是有了自己的窝，不过与石化厅的干部房比起来肯定不是一个当量级的。所以，房子成为必争之地。
而他的父亲虽然身为长兄，但也秉承了梓涵爷爷的迂腐气息。虽然他表明任何利益均不参与，但是也没有一点平衡全家的权威。
在他爷爷病重时，梓涵的父亲付出最多，但是，似乎被抱怨也最多。他叔叔常年不回来，回来了看见爷爷久卧病榻生出了褥疮，便唠唠叨叨。言外之意照顾之人未尽职责，负有一定的责任。这让梓涵父亲十分恼火，但是又有些哑口无言。最后，按照梓涵爷爷生前的意思，房子归了他的姑姑，仅有的一点存款给了他的叔叔，梓涵父亲得到的是他爷爷的一些勋章和写的墨宝手迹，而这些东西后来也都捐给了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的博物馆。
梓涵爷爷的丧事结束后，他又一次被安排去杭州学习。
三月的杭州依然像95年春节时那样寒风刺骨、阴雨绵绵。
他这次学习的是统一授信，主讲是总行风险管理部的周恭华处长和一位陈姓的博士。据说结业还要经过考试，如果哪一位考试不及格，总行将会把成绩报给每个人所在的分行领导。这样一来，天津培训时的那种悠闲氛围就完全消失了。这是因为总行将在系统内推广企业授信评级工作，为今后的统一授信操作系统做好准备。
由于涉及大量的财务知识、银行信贷知识、金融学基础知识，开始上课的时候，梓涵就感到非常头疼，很多东西听不懂，也完全不理解。当他和其他分行的同仁交流，感觉江浙、广东等地方的分行派来的员工似乎个个都是行家里手，上课时会主动询问发言。而他就像个傻叉一样，除了记笔记，就是不断地问别人自己全然不知的东西。这次他和省行的王改进一起过来参加培训，他始终感觉和省行的同仁也有很大的差距，也许王改进从事信贷工作时间比较长，而且省行的学习氛围相对比较浓厚，很多方面都是用数字和科学分析的方法进行总结，而不像他们这里，凡事拍脑袋决定。
培训、上课，到了周末，杭州分行自然要尽地主之谊。
酒桌上，依然是西北的坐在一起，不同的是，四川、重庆分行的同仁也加入其中，重庆分行的妹子显然比梓涵年长，这位人高马大的妹子，酒桌上十分活跃。由于梓涵坐在那里不停地讲黄段子，被她格外关注，于是她倒了一满杯白酒，非要敬梓涵酒，而且十分嚣张地说，她先干为敬，让梓涵随意。这种气势一下子把梓涵吓住了，他端起酒杯的手有些发抖。
原来在信贷处喝酒的时候，他们都是一人分半瓶，当年很多人喜欢喝“五粮液”，唯独梓涵和凯声处长喜欢“茅台”，到后来流行喝“酒鬼”，他们两个人也一直都喝茅台，一瓶酒刚好两个人分一半。大家实行自觉自愿方式，敬酒或者自己喝酒都比较自觉，因为按照规矩，如果桌上有两个人杯中酒喝完了，其他人都要集体起立，将杯中余酒一饮而尽。那么，这个时候如果杯中酒剩的较多，喝一大口酒是非常难受的，所以，大家都在赶进度。
这种场景下，如果让梓涵把这四两多的白酒一口干了，估计他一定会不省人事的。他刚才已经喝了很多酒，也是因为喝酒的缘故才胡言乱语、满口黄段子。所以梓涵只好求这位大姐放过自己，但是在场的很多人都开始起哄，而且大声呼喊“雄起”、“雄起”，总行的周恭华处长过来也冲着梓涵说：“小伙子可不能输给女人啊！”
看着重庆妹子一口气喝了半杯，梓涵硬着头皮喝了一多半，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向重庆妹子投降了。不用说，这回肯定又喝多了，他吐得七荤八素，第二天去绍兴参观鲁迅故居和陆游故居，旅行车行驶的路上，梓涵几次将头探出窗外还在吐。
中午，大家在咸亨酒家吃饭，虽然上了很多的美味佳肴、当地特产小吃，梓涵却一口都吃不下，胃里难受得要命。加上几天连阴雨，他穿的皮鞋又是皮底的，被雨水湿透，脚上总感到冰冷、潮湿，所以，他整个人都极度不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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