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禹微笑点头道：“是民政，但在我看来也是税政，宋先生精通经史，当清楚前朝没少出台打击豪强兼并土地的政令，然这些政令真抑制住豪强兼并土地的行为了吗？秦汉两朝，朝廷皆有规定，五大夫受田不得多于二十五顷，列侯不得多于九十五顷，然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，豪强可以隐报，可以诡寄，以各种手段变相兼并土地，朝廷可奈之何？最终豪强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，朝廷的财税越来越少，国库空虚，灾年一至，无力赈济，百姓揭竿而起。回到土地兼并一事上，豪强为何要兼并土地，当然是为了逐利，常言道，利之所在，虽千仞之山，无所不上，深源之下，无所不入焉。历朝历代，皆单纯将税赋视为维持朝廷运转所需，最多也就是有余钱时赈灾，这其实是过于片面了。在我看来，税赋并非越少越好，因为税赋除了用来维持朝廷运转外，其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用来促进生产发展和保证社会尽可能的公平，首先，好的税政本身就应该具备一定的抑制兼并的功能，即便兼并最终难以避免，也要保证税赋不因兼并而减少，如此国家才有转移支付的能力，所谓的转移支付，简单来说就是富者应多交税，国家再用这部分税收来给贫者提供帮助。如果一个国家的税政缺少了这些功能，即便再贤明的君主，也避免不了王朝走向灭亡。”
杨禹的话掷地有声，其实这其中的道理不难懂，大家都是一点即明，但历代在这一点上都陷入了一个怪圈，官僚士绅本身就是兼并土地最多的群体，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往往置国家存亡于不顾。
杨禹的一番话，让宋茂等人沉默了，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。自古以来，皇帝要依靠官员治理天下，因此便要给官员一些特权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特权就是免除税赋，而官员有了这项特权，又免不了要兼并土地，兼并到最后，必定会造成大量普通老百姓失去田地，难以生存，国家的税源也因此枯竭，难有作为。于是反旗四起，王朝更替，汉末便是这个样子。
如果汉末不是土地兼并过于严重，民不聊生，便不会有黄巾军起事。
朝堂上的争权夺利什么时候都有，没有黄巾军起事，朝堂上的争权夺利就算严重些，也不至于天下大乱，祸患绵延至今，以至夏华几乎亡国灭种。
作为这些深刻的苦难的亲历者，宋茂这样的大儒不由得陷入了深刻的反思之中。
杨禹没有直说应该怎么做，其实他每次昏迷后所到的那个世界虽然有一些经验可以借鉴，但肯定不能照搬，这方面杨禹自己也还在思考，他现在把这命题抛出来，用意是由着这些精英先思考，看看有没有人能想出更适合的办法，总之，他还没有肤浅到以为自己一声命下，便能改变一切。
不管什么时候，每一样大政的推行，都必须先让大家形成一个共识，有了共识作为基础，政策才可能推行下去，否则你有多强硬，所承受的反弹就会有多强烈。
就像当初的王莽，他所推行的新政其实极有创造性，颇有点穿越人士的风格，其初衷也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百姓好，但这些新政实施下去后基本都走样了，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结果，王莽这个新朝的开国之君也因此成了亡国之君。
杨禹提出这个命题，就是希望宋茂这样的人去反思，然后以他的声望、他的影响力，把他反思的结果慢慢推动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，才有可能在政策层面推行。
当然了，如果连宋茂这样的人反思的结果都是保留官员士绅所有的特权，那么一切免谈，杨禹绝对不会再去引爆这个雷，因为那只会和王莽一样，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。
宴席过后，上榜的三十人，并没有立即放官，杨禹是让他们跟着自己和杜恒学了一个月，才放他们到各郡县为官。
此时，刚好天气转暖，整个秦州的春耕也开始了。
上邽城外，有多达六七条河流在此交汇，有西北方流来的渭水，从西面流来的漾水、由南面流来泾谷水、轩辕谷水等等，相传伏羲、轩辕黄帝皆生于天水。
在第七军和第八军上万人马的努力下，如今漾水等几条河流上，被垒起了一道道高高的堤坝，河水从堤坝上的巨石漫过，形成了一道道颇为壮观的瀑布；上游的河面被抬高了很多，两侧引出多条灌溉渠道，离河远处那些原本因干旱不太适宜耕种的土地，此时也得以大量开垦了出来，变成了良田。
第七军的五千士兵此时连傍晚的训练都停了，加上几百俘虏，以及万余军属，全都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屯田当中。
秦州不缺牛马，加上曲辕犁的使用，开垦土地的效率高了许多。
以前的犁很笨重，基本都需要两头牛三个人，一人在前面牵牛，两人在后面扶犁才能操作。
杨禹把曲辕犁弄出来后，只要一牛一人便可操作，掉头轻松，速度还快，这效率比之前有了巨大的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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