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赋役制度中国历代王朝为巩固国家政权而向人民征课财物、调用劳动力的制度。
赋，原指军事上车马军需的征调，后指对土地的课税，即田赋，有时还包括人头税和资产税。
役，亦称徭役，即在统治者强迫下，平民从事的无偿劳动，包括力役、杂役和军役。
古代役重于赋，封建赋役的实质在于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。
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土地自由买卖以进行兼并，在田赋征收上，长期以来是大户的税负远轻于小户的税负，甚至大户的税负转加于小户身上，这就助长了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。
役政方面，特权阶级不仅自己不服徭役，并可荫庇众多投靠之户，这正是历代户口逃亡的一大漏洞，逃亡户的增多，未逃亡户更受赋役的重压，其结果是相率逃散，铤而走险。
从中唐以至明代的户资列等问题，体现着特权阶层以下各等级民户在赋役负担上的相争相持，其结果只能是上户偏轻，下户偏重，摊丁入地以后的大小户矛盾仍集中于亩税的征课。
先秦时期，百姓服役极重，《诗经》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，《春秋》中有许多关于役民筑城的记载，特别是各国互相攻伐，军役更为频繁。
《周礼·大司徒》篇中规定各级地方官有召民应役的职责，为此应经常保持户口及马牛车辆等的实况登记，征调时贵者、贤能者及服公事者均免役。
春秋时期，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，国家对土地的粟米之征为“什一”。
春秋前期，管仲曾建议齐国试行“相地而衰征”，春秋后期，鲁宣公十五年实行“初税亩”即按平均产量规定一亩的税率，以后成为以收益为基础的田赋税制。
秦统一中国后，徭役极为苛重，激发了以陈胜、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。
汉初采行与民休息政策，田租的征课，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，但徭役仍沿秦制。
男丁每年在郡县服役一月之外，尚有正卒和戍卒的服役，不服役的纳钱代役，称为更赋。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战争连绵，田租、户调甚为混乱，兵役杂役尤极苛重。
隋唐前期，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试行的均田制，在每丁受田百亩的基础上，实行租庸调法。
租和调为三国以来田租、户调的演进，庸则为役的绢、布交纳。
同时，实行府兵制，减除了征调兵役的威胁。
但均田制亦如西晋占田制，规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业田比平民的永业田多至十倍数十倍，加以豪强兼并，后来农民得不到授田，均田制名存实亡，从而租庸调法也不能继续下去。
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改行两税法，两税为地税按亩征粮，户税按每户财产征钱，各于夏秋两季征收，较能适应纳税能力。
但以后地方政府因军政支出浩繁，对两税增添课额，加上各项徭役的派征，人民负担日重，民户大量逃亡，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溃。
到了宋元时期，或许因为田地落入大户之手，他们对田赋有紧有宽，但赋役更为复杂，特别是元朝时各种杂役苛派，看似田赋减少，但元代的赋役负担较宋代更重。
到现在明代，赋役制度有所改进。
赋的方面，在土地丈量基础上，建立了黄册和鱼鳞册相配合的户籍地籍制，两税夏麦秋粮，带征丝、棉织品，由粮长负责催征税粮，减少胥吏的作弊。
后来粮长权势渐大，明王朝采取了限制任期或一粮区内数人轮充粮长的办法。
役的方面，里甲、均徭、杂泛三类差役原系按户资人丁情况分户等以区别承役的先后重轻，而编审户等积弊难除，户类上下倒置，里甲、解户、库子等役每因失职获罪以致破家，于是投靠大户以避苛役之风日益广泛。
纵观历史，其实古代田税都不算高，先秦时期十税一已经是极限，之后二十税一，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，已经将赋税降到最低。
但王朝轮替依旧，根本原因还是役的摊派不均导致。
往往到王朝末期，各项徭役的派征让百姓负担日重，当最终无力回天时不得不铤而走险。
按照张居正最初的设想，他并没有把丁税并入一条鞭法的想法，只是把原来的里甲、均徭、杂役等名目繁多的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，把过去按户丁出办的徭役，改为据丁数和田粮数摊派。
魏广德因为知道雍正时期“摊丁入亩”的政策，实际上这道政令也是善政，至少对于无产百姓来说，是真正可以缓解生活压力的办法。
魏广德不想失去那上千万石粮税，于是才把役拉进来，强征这上千万石粮税充役。
说到底，就是要把徭役从按照丁口征派改成地主承担，从田地里出。
“再不复因徭役而破家之祸，魏阁老说得好，可这天下从古至今，就没你这么做的。”
张四维马上反驳道，他听懂了魏广德的建议，这对于地主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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