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从龚玉强把我工作中的烦恼当做笑料当众抖搂出去那天起，我就不再跟他打乒乓球，甚至有时候在校园里看到他那张笑嘻嘻的饼子脸我就厌烦的紧。
我也很少跟宿舍里的另外两个女同事说话。
我感觉我又回到了大学时的那种孤独无助的困境中。每每这种时候，我多想温柔体贴的刘思宇能在我身边就好了。
有空的时候我会在办公室里看书，备课，或者上网。尽量少待在宿舍。
有一天下午我没课，刚在办公室坐下，手机响了，这是我上学期挣了钱后换的新手机，铃声震耳欲聋，我赶紧不好意思地拿出来接通，是龚玉强。
一接通我就开始后悔自己干嘛设置那么高调的铃声，干嘛手速那么快，要接通这个叛徒的电话。
但是已经接通了，再挂掉又显得有点小气了，毕竟我也是工作的人了，得学着应付各种人和事。
电话里龚玉强“喂”了一声，我应了一句，他说：“在哪里呢？”我冷冷地回答：“办公室。”
他笑着说：“我有一个好东西要给你，你回宿舍来嘛。”
我客气地说：“我刚刚才从宿舍来的办公室，刚坐下准备写教案呢。”
他并不想罢休，说道：“你回来一趟嘛，教案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写。”
我问：“到底什么好东西啊？搞得这么神秘。”
他坚决不说是什么，只一个劲儿地让我回去。我们都住在同一栋单身宿舍楼。
工作了之后我也是第一次见识到男生和女生可以住在一栋楼里，甚至还可以是上下层的或者对门的邻居。
我肯定不想回去，我说：“下午我回去再给我不就可以了。”
他不行，就是坚持非得让我现在回去。
我性格有点张明德的那种雷厉风行，做事不喜欢黏黏糊糊，对那种死缠烂打没完没了就更是头疼。
也罢，看来了结了这事他才能饶人，我也才能安心写教案。
我回去敲他的门，刚敲一下就开了。屋里就他一个人，他还让我闭上眼睛，然后将一个金黄色外皮的大柚子拿到我面前。
我真是哭笑不得。
我讽刺他道：“我还以为是钻戒呢！”
他顺着我的话就开起了玩笑，说：“钻戒想要也可以啊，把我卖了给你买一个呗。”
就这么点破事他非得搅扰地让我来回跑一趟，没办法写教案。
他一边用刀将柚子皮剥下来，一边说：“我帮你剥了，女孩子不好剥这玩意儿。”
我内心冷笑一声，心想：这是在弥补他大喇叭嘴的愧疚呢。我道了声谢拿了柚子就出门了，放回宿舍，又重新回到办公室去写教案。
转正考试很快就到了，先是所有新老师试讲，然后是理论考试。因为大家都是有备而来，而且上了一年课了，表现都不错。只有我的辅导老师曾老头，在点评时给我挑了点刺，好在并没有影响转正。
之后又参加了入编考试，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更简单，因为我们专业就我一个人，心理上完全没压力。
一开始报考人数连开考比例都没达到。后来报名快要截止时，终于又报了几个了。
最后我轻松入围，通过了编制考试。
为期一年，我在怀江这座小城市里，作为一名小小的老师，我精心备课，认真上课，课余完成应该完成的所有各种事项。我通过了一系列的各种考试考核，最后转正，考入编制，算是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真正地站稳了脚跟。
暑假回到家，我又给沈秀兰张明德老两口买了不少新衣服，买了一些厨房用的小电器，电磁炉，电热锅等。
农村一直用的土灶，平时很忙，小厨电用起来会方便得多，沈秀兰大概是第一次觉得我这个女儿还挺中用，那个假期对我格外客气。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在那个家里其实还是挺舒服的，也还是有那么一丝其乐融融的家的味道。
我家院子坐北朝南，夏天把院门打开一股凉风就会穿堂而过，非常惬意。我们常常在盛夏的中午在院门口吃饭。
有一天下午午觉睡起来，我和父母三个人正在院门口的屋檐下乘凉，父亲把一个西瓜放在地上的红色小方桌上切开，我给母亲拿了一块，自己也拿起一块刚准备要吃，就听到有个人咋咋呼呼地说：“哎呀，这么舒服的嘛？”
三人抬头同时向门口望去，原来是张新梅的妈妈，冯桂花，她跟我母亲沈秀兰同龄，彼时也是五十岁上差一年；她的女儿张新梅跟我同龄，儿子跟我弟弟张磊同龄，老公张青德跟我父亲张明德同龄。
就是这么神奇，这么默契。
我们两家又是同族的，住的也近，他们院子在我们家院子后面，后墙之间隔了一条排水沟，基本上算是挨在一起，只不过院门坐南朝北，到了另一条巷道里。
农闲时节冯桂花和张青德时常会来我们家串门唠嗑，有时候也会互相借用一下农具什么的。
沈秀兰与冯桂花之间几乎无话不谈，家里家外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互相分享。包括孩子们去哪里上班，每月挣多少钱，回来给家里买了什么，等等。不一而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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