毛秀春没少生李仲森的气。孙平禹的工作他没法安排，毛秀春使使劲，能理解，但她嘱托李仲森多观察观察乔增德，他也没听。他不光没听，还“破格儿”让乔增德晋到副教授，还同意他当什么教研室主任。这不是处处明摆着跟她反着来吗？
孙平禹自从去了豫州，只给毛秀春打了两个电话。一次是他刚到豫州的时候，给毛秀春报平安；一次是他找到工作，给毛秀春讲讲情况。
毛秀春想多问两句，孙平禹嘻嘻哈哈说句“薪水难抵电话费”，就挂断了。
毛秀春对着响起忙音的电话听筒，伤感地自言自语，儿大不由娘。但一听到儿子说“薪水难抵电话费”，马上去邮局给他汇去五千瀛洲币，附信说，多吃点好的，男人出门在外，应酬的时候别抠抠搜搜。
不到半年，毛秀春老了很多。
生活天崩地裂地变化着，人的处境和心境瞬间天上地下，她的精神像长了癌，总觉得每一天都格外煎熬。要是张姐哪一天请假，她心里简直空洞得发疯。
那些礼服裙子她也不穿了，退休后，也没有什么机会再穿。想必，短时间内，也没有什么必要的场合需要隆重请出这些衣服。
她也懒得化妆。除了等孙平禹的电话，她每天最盼望着跟张姐出门买买菜。到了菜摊上，她也不是想买菜，就是没话找话地跟人聊天。可是买个菜，又不需要费多少唇舌，没话找话又太伤自尊，她就学着别人的样子，学会了褒贬菜品，讨价还价。
毛秀春以前是个会计，讨价还价的功夫很快就过于深厚，没过多长时间，菜摊上的人瞧见她来了，反而闭起了嘴。
毛秀春觉出自己讨了人的嫌，就又讨好似的多买点儿。
张姐看她辛辛苦苦地采买，不舍得浪费她的一番努力，每餐就多做两个菜。没过两个月，毛秀春竟然胖起来。
可就算这样，家里的菜也还是毛秀春今天买回来一堆，张姐明天悄悄扔出去一些。
为了找人说说话，她给乔增德那儿装了部电话。
孙平尧每天照养着乔其，出版社几乎也不去了。乔其长高了十几公分，有时候晃晃歪歪地坐起来。有她陪伴，孙平尧觉得不上班也没什么。
丈母娘给装电话，乔增德挺高兴。老丈人不在了，“孙家”也就不在了。他见着毛秀春的时候腰也不弯了，脸上也不堆笑了，有时候连“妈”字也省掉。作为家里唯一的男人，他不动筷子，谁也不能先吃饭。
毛秀春带着人到乔增德家里装完电话，已经晌午了，孙平尧就留毛秀春在家吃饭。
毛秀春兴冲冲地用新装的电话打给张姐，让她不用备饭了。乔增德马上拉下脸。
他斜着眼睛看看毛秀春，嘟嘟囔囔地说：“给别人的东西，倒自己先用。”他颇为介意自己家电话机的“第一次”就这样轻易被别人占有了。
但说完，他马上亲热地叫一声“妈”，又亲热地给毛秀春夹菜，好像刚才他什么都没说，好像说了也是无心之语。谁要是跟他计较，那就太小气了。
毛秀春一时搞不清楚乔增德是什么意思。
她尽量让自己不多想乔增德的嘟囔，多想乔增德夹的菜，但她从此不再敢像以前一样，说来就来，说走就走。要是哪回她想跟孙平尧说说话，想抱抱乔其，她就下意识地想避开乔增德。要是不巧碰上乔增德在家，毛秀春就会小心翼翼，少言语，少吃饭。但不管乔增德在没在，毛秀春却对孙平尧说起了乔增德的好话。
乔增德对乔其上了心，孙平尧不知道为什么，但她也懒得想。上心总比不管不顾好。
乔增德时不时从长天师范大学图书馆“借”书回家，让孙平尧在家教乔其，这属实让孙平尧吃尽了黄连。
说是“借”，但乔增德从来也没有还回去过。乔增德有自己的道理，窃书，不算偷，鲁哥迅早就写过这个故事。他的博导钟田中也这样窃书，乔增德却跟孙平尧说“那老贼”。
孙平尧也跟毛秀春一样，搞不清楚文学研究字眼专家乔增德副教授的用意，她也顾不上区分鲁哥迅的“借窃偷”。为了避免歧义，更为了避免乔增德继续当炼字专家，孙平尧统一了家里的文字，她一律说成“整”。
乔增德整回来的书，她看不懂。
乔其看着那些书，倒是咯咯咯地笑，但孙平尧一个不注意，那些书就被乔其迅雷不及掩耳的小手撕得一块一块的。
孙平尧搞不清楚，乔其连坐连爬都还不稳当，小手攥奶瓶都还费劲，怎么撕起书来那么精准麻利。
这下，乔增德在家可算有了副教授的用武之地，也终于找到了一雪前耻的正当理由。
他白天在教研室义正词严地训诫年轻老师，晚上回家亮开嗓门儿指引太太女儿成长，忙得太阳月亮都围着他转，地球离了他能毁灭，稍有不如他意的地方，乔增德就口若悬河不吝赐教。
连海兵终于迟到了。
乔增德掐着秒表，严格秉承东日国的严谨传统，立马铁面无私毫不犹豫地扣掉了他一整年的全勤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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