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宋理宗来说，不管是巴蜀战事、李璮起兵还是流求匪患，都是事关社稷的大事。虽说军机大事有宰相贾似道，这三件事枢密院和宗人府也在分别处理，但眼见事态日益恶化，一向沉迷于享乐的他，也开始焦燥和烦闷起来。忧心之下，醇酒不再甘洌，美人不再顾盼巧笑。
理宗召令贾似道前来议事，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三件事颇为棘手。先拿李璮反蒙归宋这事来说，如果出兵援助，则会正面硬磕蒙军，结果显然是凶多吉少。如果不出兵救援，只怕失去千载难逢的良机，更会寒了有心归附的北方汉军世侯的心，让其绝了叛蒙附宋的念头。要知道刘整叛乱之后，忽必烈可是第一时间急令援救神臂城。
想到巴蜀战局，理宗更是忧心。朝廷任命的两任四川制置使俞兴和刘雄飞，分别在神臂、青居两城大败，损兵折将不说，还使得局势大坏。眼下可以挽回危局的川中将领只有欧阳轩和昝万寿。昝万寿已经明确回复，嘉定军的火器和后勤全依赖霹雳军，如若要出兵须得以霹雳军为主，以欧阳轩为帅。
理宗想到欧阳轩更是心生愤恨。短短不过几年间，霹雳军急速成长，已成长为川中举足轻重的势力。更主要的是，欧阳轩不仅对朝廷诏令听调不听宣，所作所为与自己力推的程朱理学大相径廷，实属离经叛道。久而久之，川西的百姓受那一套歪门邪道的蛊惑，倒是极为信服。只是，对于名义上归宋但已是独立势力的霹雳军，理宗并没有好的办法。用文的手段吧，四川百姓均心向霹雳军；用武力征讨吧，官军不一定打得过，而且还可能被蒙军趁势攻击。
流求匪患虽然无关社稷，却关系赵系皇族，更关系着经济利益。泉州的宗族声称，出动沿海制置司的水军剿灭匪患之后，不仅可将流求纳入大宋版图，也可使赵氏皇族获得数十万人口和数百万的良田。他们告诉宋理宗，皇族只要有了流求作为私产，便不再依赖朝廷的公帑，甚至可以使皇帝的内府库更为充盈。理宗虽然昏馈，却也知道朝廷财政甚为窘迫。如果有了额外的钱财，自己的花销便不会受那些谏官的指指点点。
眼下沿海制置司的水军都在两淮前线及山东沿海，正在执行呼应李璮的军事行动。如果调往流求，不仅意味着李璮将面对更大的蒙军压力，也意味着宋军两淮前线防御的削弱。泉州皇族也隐隐提到，占据流求海匪与川西霹雳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他们也配备了大量的火器，战力十分凶悍，甚至屡次重挫蒲寿庚的船队。要打败他们，也并非容易之事。
贾似道静静地听着，一言不发。作为帝国朝政的操盘手，他比谁都清楚这三件事，心中也早有了处理意见。只不过贾似道知道理宗不会满意这些应对之举，根本不会主动去惹恼他，更不会故意去触其逆鳞。事实上理宗得知的消息，都是他授意心腹通过各种渠道报告的，目的便是要让他主动召见自己。届时，便可将应对之策一一说出，理宗即便不满意，也不会勃然大怒。
以宋理宗平庸的才能，显然无法妥当处理这三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又隐隐相关的大事。贾似道虽然是奸相却是官场老手，不管是眼光还是政治手腕都极其老练。这三件大事，他已与两府三司的高官们多次商量，却从未透露过自己的想法。总体说来，朝中高官们都主张放弃李璮，主张从京湖前线调军入川，派水军肃靖流求。
面对理宗询问，贾似道将自己的想法一一道了出来。在他看来，这三个问题实际上都是抗蒙问题，这才是生死悠关的大事。按照朝中高官们的意见，放弃李璮他并无多大意见，但调兵入川却是下策。至于派遣沿海制置司水军清剿流求，为泉州宗族和蒲寿庚等大海商火中取粟，更是下下策，会让朝廷在东南沿海又树强敌。
李璮等北方汉军世侯，自金朝以来便是独立和半独立的势力。他们见风使舵，金强盛以来便附金，蒙古兴起以后又附蒙，在各方势力之中反复横跳。他们所做所为，考虑的并非民族大义或百姓福祉，而是自己的利益。此次李璮起兵之前，曾与各汉军世侯约定共同反蒙，临了发现小丑竟然是他一人。
贾似道认为，即便能击退强大的蒙军，如何控制山东之地也是难事。李璮绝非池中之物，他及其父李全据有山东已有数十年，绝不会甘心将控制权交由朝廷，必然会再次反叛。更重要的是山东自被金占领以来，已被异族统治百余年，百姓对大宋归心之意并不强烈。要将其彻底消化需要大量的精力财力。
至于巴蜀的危局，贾似道反对调兵入川，一方面大军开拔调动需要大量钱粮，而眼下财政枯竭。另一方面则会让荆湖前线兵力空虚，陷入危局。他认为，只需一纸诏令便可化解危局,即将欧阳轩的四川制置副使的“副”字去掉，让霹雳军全力与蒙军对抗。最好的情况便是两者僵持不下，互相消耗。次之霹雳军落败，凭其战力也会使蒙军元气大伤。欧阳轩也再无实力自立，朝廷便可派兵入川坐收渔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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